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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/ 自由藝術孕育的“膽” 青年時代

這個時代，建筑總是會因為奇特的造型或是超高的造價而遭受批判，但DS+R的紐約高線公園收到的是“公園讓鐵路沿線一下子變得大受歡迎，導致房價翻倍，導致周遭鄉(xiāng)紳化”這樣的唏噓。 高線收到這樣的批判，也正是項目大獲成功的后果，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她的很多項目都是鋌而走險，更是福禍相依，卻一次又一次地投身公共建筑。 為何麗茲會為了達到項目獨特的社會與公眾效應而在所不惜？這種孤注一擲的叛逆精神又從何而來？

麗茲出生于1959年的波蘭，她的父母都是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。根據她的自述，她的家和李比斯金住的地方只隔了五個街區(qū)。

1960年，麗茲的父母帶著她們全家移民來到了紐約，從零開始。從來到紐約到上大學，麗茲搬了四次家。

伊麗莎白迪勒公開講座截圖

二世紀六十年代末紐約自由主義盛行，人權運動，女權運動和反種歧視運動充斥著紐約的大街小巷。麗茲上的高中因為頻繁的游行抗議而反復停課，學生也將大量時間花在了游行抗議上。這樣崇尚自由，反抗權威的氛圍，在年輕的麗茲身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伊麗莎白迪勒公開講座截圖

自由主義對藝術界產生的震蕩，更是讓麗茲對視覺媒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實際上，年輕的她從來沒想過成為一個建筑師，一直想成為一個藝術家。

藝術家例如美國先鋒派的Hollis Frampton和德國藝術家Hans Haacke，讓麗茲著迷于跨媒介的藝術。

Hollis Frampton

Hollis Frampton, Untitled, 1970 - 1973

Hans Haacke, Blue Sail, 1964-5

Hans Haacke, Water in Wind, 1968

精神上對她產生最深遠影響的，莫過于直接在建筑上切出幾何形狀的美國藝術家GordonMatta Clark。他不拘泥于畫布，顛覆傳統的藝術媒介，拒絕畫廊藝術館等展覽形式，展現出強烈的顛覆傳統的反抗精神。

Gordon Matta Clark, Splitting, 1974

對于麗茲，Gordon Matta Clark的啟蒙性還在于通過空間來展現藝術的可能性。

Gordon Matta Clark, Conical Insect, 1975

Gordon Matta Clark, Circus, 1978

眾多藝術行業(yè)中，電影和電影制片對于麗茲也有啟蒙的作用。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媒介，突破了圖像的靜態(tài)，包含了時間這另一維度。

電影例如《玩樂時光》讓她產生利用“玻璃”這一材質將日常生活場景戲劇化的思考，在后來自己的藝術裝置項目中有所體現。她喜歡的電影還包括《藍絲綢》《發(fā)條橙子》等。

Play Time, 1967

Blue Velvet, 1986

A Clockwork Orange, 1971

麗茲對于藝術和建筑深入的思考，也受到兩位人物的啟發(fā)：Marcel Duchamp和Cedric Price。前者嘗試各種各樣的形式去強調“視覺”的主導性和不完整作品的延續(xù)性；后者的Fun Palace則是一種靈活的公共文化巨構，正是DS+R的The Shed的原型。

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tchelors, Even
(The Large Glass) 1915 – 1923

Fun Palace, 1959 - 61

03/ 忠于內心的“敢” 逐漸成熟

高線的大獲成功，周邊社區(qū)重煥活力，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水漲船高的房價，讓越來越多原來居住在這片區(qū)域，卻沒有能力支付房租的紐約客不得不搬出。

拔地而起的房地產開發(fā)，都多多少少從名字上與高線沾上邊，來獲得增益；國際上，許多城市東施效顰，結果卻差強人意。

520 West 28th by Zaha Hadid Architects

 Highline 23 Neil M Denari Architects

麗茲則非常正面地應對這些批評，藝術家的理想主義似乎在麗茲身上逐漸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更忠于內心的“敢”勁兒。

? Ungano & Agriodimas

高線提供給居住在紐約的人一個看待紐約和紐約生活的另一種方式，不日理萬機，回歸原始，走走停停。對于她而言，她做高線的初心已經達到，后來引發(fā)的問題并不是她能控制的，也并不會因此而后悔高線的完成。

? Iwan Baan

而離高線不遠處的The Shed，更體現了她忠于內心，敢于嘗試。

“一個靈活的文化巨構”，麗茲早在2008年就有這樣的想法。實際上，The Shed的建成，是與普通大型公共建筑完全相反的流程。

2008年，聽說了紐約市在計劃一個文化項目征求書，DS+R和David Rockwell（之前有過合作項目）便起草了一個關于“靈活的文化巨構”的提議書。經濟危機之后，紐約市響應了這個項目提議書，哈德森場的開發(fā)商開始介入，組建了基金會，執(zhí)行董事會等來推進The Shed的進行。

 2008年紐約市和哈德森場開發(fā)商發(fā)布的征議書

由一個建筑提案催生出機構權力來執(zhí)行，這樣的案例是絕無僅有的。然而，這中間的雙贏，也是矛盾的。

為了能過夠實現這座文化巨構的靈活性和巨大的容量，在不超出場地紅線的情況下容納所需的機械和服務設備，DS+R也結下了與場地相鄰的塔樓的設計。

 15 Hudson Tower

如此純粹的商業(yè)建筑是DS+R從來沒做過的，也是與麗茲長期以來對資本權力批判的本意背道而馳。但是，塔樓將能幫助實現對她來說更重要的東西。思考再三，她接下了這筆“惡魔的交易”。

 塔樓為巨構提供的Back of house區(qū)域

她是大膽的藝術家，是叛逆的設計師，更是敢忠于自己的建筑師。

對于她，只要能夠達到她所想象的，一座Cedric Price的the Fun Palace再世的文化巨構，并且靈活，持久，釋放公共藝術的潛力，真正改變紐約市民的文化生活，便是忠于內心，既是做出妥協，也在所不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