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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阿德里安·布羅迪在第82屆金球獎上捧起“劇情類最佳男主角”獎杯時，他飾演的猶太建筑師拉斯洛·托斯仿佛從銀幕中走出，向世界宣告著《The Brutalist》（《粗野派》）的野心——這不僅是一部關于建筑師的史詩，更是一曲獻給“粗野主義”（Brutalism）的挽歌。
電影《The Brutalist》（《粗野派》）劇照
這部斬獲金球獎最佳影片、最佳導演等多項大獎的作品，以214分鐘的宏大敘事，將觀眾拉回二戰(zhàn)后美國重建的狂熱年代：裸露的混凝土墻體、粗獷的幾何結(jié)構、對功能主義的極致追求，構成了一種被稱為“粗野主義”的現(xiàn)代建筑風格。然而，正如電影中主角設計的政府大樓最終淪為爭議廢墟，現(xiàn)實中粗野主義建筑亦因“冷峻”“壓迫”的標簽被大規(guī)模拆除，淪為城市角落的“過時舊物”。
波士頓市政廳
但舊物的消亡是否意味著永恒的淘汰？粗野主義的命運卻給出了另一種答案——波士頓市政廳的混凝土外墻雖被嘲諷為“核電站”，卻在近年被年輕一代重新詮釋為“未被馴服的野心”。這恰如中國傳統(tǒng)建筑中的斗拱：作為木構體系的“舊物”，它因現(xiàn)代鋼混結(jié)構的興起而式微，但其力學智慧仍被解構為當代建筑的文化符號，甚至啟發(fā)著參數(shù)化設計的結(jié)構創(chuàng)新。舊物的消逝，可能只是一場“休眠”。
02. 85件舊發(fā)明的消亡故事
最初是什么原因使它走向了消亡？
設計跟自然界的生物一樣，像一臺永遠前進的優(yōu)化機器，不斷向著完美進步嗎？這意味著物品的消失是因為自身不完善或不能夠適應環(huán)境嗎？
消亡之物給我們創(chuàng)造的這個世界帶來了何種啟示？是喚回人與世界相處的其他方式和可能性嗎？
正是帶著這些問題，多位重量級學者、藝術家、建筑師匯聚一堂，書寫下了85件舊發(fā)明的消亡故事，集合成了這本《舊物錄》。
《紅環(huán)、利特通和 CAD 迷你畫圖軟件》插圖。倫敦里森畫廊的正等軸測圖，建筑師托尼·弗雷頓，1984 年，描圖紙墨水畫，59.5 厘米 ×84 厘米。
“我們相信，研究消亡之物能給現(xiàn)在的世界提供很多參考。技術史的敘述往往關注創(chuàng)新，強調(diào)充滿命運感的新奇和幻想，不太關心廢棄之物或失敗的探索。但本書認為，假如我們也思考一下進步的背面——矛盾、淘汰、意外、破壞和失敗（這些都是現(xiàn)代化不可或缺的部分）——事物的歷史會變得更為豐富。”
技術和設計的發(fā)展并不總是按部就班的線性進步，而是走走停停、迂回曲折、跳躍式前進，有時候又卷土重來。
《舊物錄》中的這些文章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在于，它提醒人們，消亡之物不僅代表技術，而且代表不同的思維方式、生產(chǎn)方式、與世界互動的方式，以及對身體、技藝、復制品、美、藝術、交流、運動、休閑、愛、階級、文化身份、自然和人工智能的不同態(tài)度。
舊物的消逝從非終點，而是功能與意義的重構：粗野主義的混凝土廢墟可以成為798藝術區(qū)的骨骼，斗拱風格出現(xiàn)在“上海世博會中國館這樣的樣板建筑，抑或在獲得普利茲克獎的中國建筑師王澍的創(chuàng)新設計中”。真正的建筑，從不在風格迭代中死去，而是在人類與空間的永恒對話中重生。
新舊交融的大運河杭鋼公園 ?文沛
中國傳統(tǒng)建筑創(chuàng)演秀《棟梁》在蛇年春晚的舞臺上。
設計的“物競天擇”中，淘汰的只是形式，而靈魂總能在時空褶皺中找到新的寄生。最終，每一件消亡之物都體現(xiàn)了一種對未來的想象，即使物品本身被淘汰了，這些想象仍然向我們敞開著。
發(fā)文編輯｜WenJin
審核編輯｜Yibo
